当我们踏入2025年，全球经济格局呈现出显著的分化态势：中国2024年实现了5%的增长率，但面临诸多挑战。欧洲经济已深陷准衰退状态长达一年半之久，部分源于德国的疲软表现，其经济活动自2023年第三季度起便持续萎缩。相较之下，美国凭借旺盛的消费需求，尤其是服务业的强劲表现，已实现近两年高于潜在增长率的增长。股市方面，表现差异更为显著：2024年美股上涨23%，而中欧股市（以美元计价）仅上涨8%。
但我们认为，2025年经济前景或将重新洗牌：美国的“例外主义”可能后继乏力，而中欧经济有望超预期上行。
长期以来，美国经济韧性一直被视为既定事实，而目前正面临多重挑战。美联储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终于在整个经济领域显现。过去两年，其利率均高于4%。由于私人部门未过度举债，且在疫情期间累积了充足储蓄，家庭和企业对价格与利率上升的敏感度降低，导致政策传导时滞延长。但这些储备如今已耗尽：7%以上的抵押贷款利率和大量新房库存积压使得住宅投资停滞不前；企业投资支出回落至更温和的速度，约4%，2023年则超过6%；家庭消费虽保持稳健，但最具活力的服务业消费已开始放缓。在此背景下，鉴于服务通胀的驱动因素依然强劲，薪资增速达4%，高于与通胀目标相符的2.5%—3%区间，美联储或将在2025年维持限制性政策，这与市场预期的有限降息幅度相契合。
政治层面，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措施被视作“滞胀”催化剂，在推升通胀压力的同时也可能抑制增长。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放松监管或可提振经济活动，但严格的移民政策与贸易政策则有可能减缓经济活动。同理，单靠放松监管也难以遏制其他三项政策引发的通胀。为实现促进增长与控制通胀的平衡，特朗普或需缩减关税与移民政策的实施力度。首批行政令在移民问题上立场强硬，但在关税政策上留有余地，暗示其可能以此为筹码与贸易伙伴博弈。
这种对贸易关税的审慎态度，让中欧双方都稍感宽慰，两地也已初现积极信号。欧洲，尤其是德国，近期的政策转向显示，财政政策扩张力度显著加强，与先前预期的紧缩措施大相径庭。德国中间党派达成历史性协议，拟通过修宪豁免国防开支受债务刹车机制约束，并设立5000亿欧元公共投资专项基金。该修正案预计将在初期推动国防支出增加1000亿欧元，约占GDP的2%。与此同时，欧元区通胀正朝目标水平回落，预示欧洲央行可能在2025年多次降息。自2023年1月起陷入衰退的制造业，有望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迎来复苏。低利率环境与乌克兰冲突可能的转机也将提升居民购买力与储蓄水平，从而提振家庭消费。
中国经济同样有望超预期上行。尽管2024年增长主要得益于超过11%的出口增长，但内需将成为新引擎。政府有望维持可持续的财政和货币支持政策。多项稳楼市政策初现成效：房地产行业已止跌企稳，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逐渐消减。家庭消费强劲复苏，2024年第四季度年化增速已超过15%。为巩固这一势头，中国政府正实施积极的财政刺激措施，将预算赤字率目标设定为4%，创三十多年以来的新高。其中3000亿元规模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计划尤为瞩目，这彰显了政府提振经济活力、破解消费瓶颈与地方财政困局的决心。
总而言之大牛配资，2025年或将成为转折之年，“美国例外”可能面临变数，而被低估的中欧经济前景则初现曙光。（作者系瑞士百达资产管理首席经济学家）